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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05~.1.6)，男，江苏南京人，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高华生前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等职。

高华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专家，被业界誉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反革命者。著有《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等著作。其中代表作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尤为精英分子所重。

年1月6日时15分，高华在南京病逝，年仅57岁。

凤凰：这两天发的几篇文章被　　高华走了，对我来说这实在突然。尽管早就预感到有这么一天。就在5日我还和他通了电话，告诉他我想到南京看他。一些朋友建议我们长谈一次，把他未能写出来的一些想法通过这种方式记录下来。我跟他商量说：知道他的身体情况一次不能谈太多，我可以在南京住几天，每天谈一点。

　　他说也很希望这样，但是眼下不行，因为他的病情有了些新情况，过些日子再说。我知道，他说的新情况是指病情恶化，但是电话中他的声音听起来还很洪亮，很有底气的样子，也就想他说的“过些日子再说”，可能真的是还有机会。可是晚上与刚从南京回来的张鸣兄通电话，他告知了他了解的情况，并且难过地说，恐怕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我听了心里真是非常难受，但是当时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0多个小时，他就与我们永别了。电话里听到噩耗，简直不敢相信。高华只有57岁，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年龄通常都还算是年富力强的。他走得实在太早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现代史过去曾是史学中被扭曲最甚的领域，在我们的学科目录上，“中共党史”这门学问所属的“一级学科”甚至不是“历史学”，而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换言之，“党史”不被认为是历史，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这当然就很难实事求是。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门学问也成了求真求实者们最有开拓潜力的地方。

　　这些年来，在新材料发现和思想解放两个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现代史成为史学中进展最大的领域，可以说是群星闪耀，而高华则是最早闪现光华的星之一。可惜的是，如今他又成了最早陨落的星之一。

　　我原来想，现代史如今到处都是可开拓的问题，又已经有了那么些有成就的开拓者作为榜样，这次来为高华送行的年轻人也非常多，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应该不成问题。但在当天的追思会上杨奎松兄的一番话却使我很受打击，他说他们这批人现在很担心后继无人。因为如今在大学立足越来越靠“核心期刊”文章和申请到项目，

　　而在现代史党史这种领域讲真话的人是很难申请到项目和在“核心期刊”发文的。高华的研究就基本上都发在大陆之外，《红太阳》也是在香港出的，他也从来不申请项目，我们这些人已经过了那些坎（指评职称等），可以不管那些了。可是现在年轻人要是不管那些，在高校就难以立足。

　　偏偏党史这类研究又十分依赖档案等“内部”资料，你如果不是已经立足的研究者连查档案的证明也很难开出来。不像研究儒家什么的就凭那些经典，没在高校立足的业余爱好者也能搞出点名堂。所以年轻人很少能接他们的班，他们的弟子虽然不少，但能坚持下来不改行的很少，他很担心后继无人。我听了十分郁闷。

　　现在像袁腾飞这样的年轻人不按官方口径说话很大胆，但如果不仅是发发牢骚而是要讲史实，那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很多话未必有确凿的根据，不是他们不想研究，而是由于资料封锁，我们不像民主国家有一定时限之后公务档案必须开放给公众阅览的制度，没有一定身份你根本没法去查档案。而当局只公布对宣传有利的资料。那么对这种状况怎么办呢？

　　我想到两点：一是在实事求是方面实行大人物小人物同等尺度的要求，老百姓对头头的指责如果偏离事实，其所应承担的压力应该与头头对老百姓指责偏离事实同样。我国大量“上整下”的冤假错案如果领导人不承担责任或只承担微小责任，就不能把重大责任加之于“下怨上”而偏离事实者。

　　例如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有根据吗？如果这根据与事实偏离而他可以不负责任，袁腾飞对他的指责与事实偏离也应当如此。“同等尺度要求”的另一个体现是：指责偏离事实应当承担的责任应当与吹捧偏离事实所承担的责任相等。如果吹捧领袖可以不顾事实而不负责任，那么要求别人为指责领袖偏离事实负责任就不合理。

　　这与平民百姓之间的日常褒贬是不同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的好话过分一点没什么，说他的坏话过分在某些情况下就应当被追究诽谤或名誉损害的责任，这是因为好话不会造成伤害，而坏话则会伤人。但对于公权力人物就不一样，对公权力人物的褒贬实际上是一种公共事务评论，两个方向偏离事实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是一样的，所以承担责任也应该一样。

　　第二点就是垄断证据的一方应该负举证责任。比方说现在所有档案都垄断在你的手里，你又不让我查，那么我猜疑你（猜疑也要有根据，但那与“证实”所需的证据是不同的，猜疑可以“捕风捉影”，证实就要铁证如山）做了某事，你如果否认，就要举证证明无此事。而我只要举出怀疑的根据就够了。这种“举证责任倒置”是民主国家舆论监督、限制权力的有效办法。

　　当然，这并不是提倡对权势者不信任乱怀疑，更不是以怀疑代替严格证实。同时这只是舆论监督的原则而不是实证研究的原则。作为史学研究者是不应该没有充分证据就轻率地乱说的，但老百姓发牢骚你不能要求他们必须掌握铁证如山才发。这可以促使权势者比一般老百姓更加自律，也可以促使他们公开信息尊重老百姓的知情权。

　　正是因为垄断证据就要负举证责任，统治者就不敢无限制地封闭、乃至销毁档案了。民主国家会开放过一定时限的公务档案供公众查阅，就是基于这一压力。

　　（整理自秦晖网易微博）

高华：一个学者的坚守

文/张鸣

高华走了，一脸病容，两袖清风地离开了这个纷扰的世界和浮躁的学界。在当今之世，一个国内重点大学的资深教授，却连一套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他现在住的蜗居，还是借钱买的，房子里到处都是书，连过道和厕所，都堆满了他的资料。一个才华横溢，出道又很早的历史学家，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一条研究不为主流认可的方向，没有课题，没有补助，也不受同行待见，在领导眼里，简直就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其实，高华的路可以不这么走。众多的学者，历史学者都没这样选择。别的行业我不大清楚，学院派的历史学者，最时髦的学问，是宏大叙事，而且要从正面切入，比如研究盛世的特性，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战略机遇，中华民族的伟大转型等等，等等。其次是跟风，现实在讲廉政，就研究历史上的反腐败，或者做清官研究。甚至连研究太平天国，都能找出人家当初怎么反腐败来。如果时兴讲改革，就研究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还有清廷的新政。如果研究人物，最好是正面的大人物，最好讲他们的战略决策、光辉形象。顶多添加点这些人物亲民人性化的小花絮，让人物更加丰满。研究历史，最危险、最不讨好的，就是触碰禁区，研究那些资料和档案都不公开的领域。即使千难万难地写了出来，在内地也难发表，在境外发了还有很大的风险。

高华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路。他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虽然没能在内地出版，但很多人都看过。高华本人送我的这部书，被无数的学生拿去复印，以至于最后原书都没有了踪影。同时，这本也是国内史学界现代史著述中，最有国际影响的几本书之一。但是，这样的著作，并没有给高华带来国内学界相应的地位。一个十几年前就被评为教授的人，只是一个最低级的四级档的教授。

都说学者就应该坐冷板凳，学者就该自甘贫寒，自甘寂寞。但是，在这个喧嚣、浮躁的学界，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即使他们可以自甘贫贱，自甘寂寞，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荣誉，但是，有谁还能忍受冷落，嘲讽，忍受不知来自何方的威胁呢？也就是说，即使有人可以忍受冷遇，但也没法应付风险。这样的风险，有时候不仅自己要经受，还要连累家人一并承受。

能实践自己的坚守，坚守几十年，不仅需要毅力，需要耐性，需要自甘寂寞的品格，还需要勇气。这样的勇气，绝对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在跟高华的多年交往中，我从来没觉得高华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相反，他似乎生性谨慎小心，有时在我看来，都有点过分。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人，却写出了一本又一本在别人看来特别大胆的书。他的谨慎小心，只是让他突破禁区的著作有理有据，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出版之后，即使某些很有来头的人很不高兴，但也找不到什么把柄。

必须承认，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的高华，有大勇，还有大智。智可及，勇不可及。这样的勇，是一个学者基于良知之勇。这样的勇气，需要付出代价，不仅是房子、待遇，想换个学校都换不成，明明是国内最优秀的学者，却没有学校敢要。在单位，还要经受明里暗里的白眼和冷遇。甚至包括他的病，如果不是环境这样的恶劣，高华也不会得这样的病。最终，可以说，高华为他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一个史学家最好的年龄段，告别了他的研究，热爱他的学生。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学者。这样的坚守者，才是这个民族的脊梁。多少年之后，后人纪录这段历史的时候，学界众多当下辉煌的明星，拥有众多耀眼头衔，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真正能印在学术史上的人物，只能是这样的坚守者。他们的坚守，撑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严肃的工作，历史从来都是这样。在今天，荒淫无耻的人多了些，而严肃工作的人少了些。但只要有人在坚持，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希望。

学者与体制之间的迷惘文/刘根勤

年1月6日，是毛泽东周年诞辰。当天并无任何异常，只是微博上有些人在纪念。但翌日清晨，收到好友、《南方周末》读书版编辑刘小磊短信：高华老师昨晚去世。

　　高华先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一生的志业研究中共党史，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名山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　　高华教授病逝的消息传开后，以新浪微博为阵地，掀起了一阵“纪念高华先生”的热潮。华语世界举凡较具独立性的知名学者，包括余英时、杨奎松、沈志华等学者纷纷表达哀思。其中章诒和先生所致的悼词最为悲怆。

　　我印象当中，多年以来，很少有学者的去世能像高华教授这样，几乎成为一起“公共事件”。即使年王元化先生去世，也没有这么大的反响。原因大体有二：第一，王先生虽有波折，但中年以后威望尊隆，为学界领袖，而高华教授作为晚辈，遭逢坎坷甚至过于前辈，具有强烈的悲情色彩；第二，是因为微博对话题的推动作用。

　　众多回忆性文章和网帖，大多缅怀高华教授的学术造诣。也有回避不开的话题，那就是高华教授“治病”过程中，为使用“国产”还是“进口”针以及用药量与学校产生冲突，学校当然只允许使用国产，尽量少用。而更引发争议的是，高华教授去世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在微博上声称，南京大学党委要求审查他准备在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这就构成了一个“元问题”般的话题：学者与体制之间有没有可能共赢？尤其是当学者是具有自由精神独立品质的人文学者时，有没有可能与一个在所谓新形势下愈发坚固强势且自以为是的体制实现“和平共处”？从高华教授去世这一事件上，我们得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而驱使我作这篇文章的更大原因，并非我对体制有多了解，而在于，我是他的学生，-年间，我在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我的导师史全生教授，以前也是他的老师。我们过从甚密，我跟他学习不止一门课，更能每月有一次以上去他家请教。研究生毕业时，他对我的工作颇多　　他说这话时的温暖而浑厚的中音，我念兹在兹。几天前在网上看到他在香港作毛泽东与“文革”专题讲座的视频，我仿佛又回到南大校园，课堂上、梧桐树下还有上海路他的筒子楼家中，他的慷慨陈词，他的艰难治学，他夫人刘晓红女士的温婉笑容，他儿子高兴的调皮……

　　那时，他还是副教授，但我们同学无论男女，都极其钦服他的形象、气质与学识。10多年来，我一直说，教授就应该是他这个样子。但我真正了解的，是他在体制内的抑郁。这种抑郁，几乎构成了他魅力的重要部分。这也是尼采所说的，读书人要有适度的贫困。而高老师一辈子所摆脱不了的，是“穷”和“贫”。

　　可能是他自己说过或者是身边朋友说起，他的父亲是“地下党”。这本是一个神秘的词，但现在已经证明了，这是一个“边缘”的势力。这些，他在近年的《革命年代》后记中也屡有述及。年他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4年后毕业读研究生，导师姜云教授在系里是“非主流”。他当年作为青年学生跟张宪文教授编纂《中华民国史纲》。书后有一张照片，他和几位同学合营，那里面他斯文瘦弱，表情忧郁，与旁人迥然不同。他的穿着也颇独特，上穿白色短袖，下面是黑色西式短裤，踩一双凉鞋。我拿他的穿着与他开玩笑，说很有时代特色。

　　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后来读了在职博士。多年后，我听好朋友、也是高老师知交的单世联教授说，他在历史系连读书加教书待了33年，没拿到系里一分钱。我深表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去世前后学校对他的态度，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我去读研究生时，他刚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访学回来。当时就听说，他有机会留在那边教书，但领导强令他回来。我一直没有深究，领导怎么就能强令他回来？多年以后，他在媒体上署名，经常是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联署”，但最终没有调入上海。有人简单提及，说即使没有调入，他也没有怨恨。也有朋友说，“上面”说了，这样的人怎么能进上海呢？但我不解的是，天下之大，尽可去得，为什么非得羁留在沪宁两地？

　　他是年评上教授的，这事是历史系学生最关心的。那时我在北京拜访钱理群教授，也被问及他是不是博导。我说他评教授就在今年，博导要稍晚。钱老师很纳闷，我说这很正常。后来听说杨振宁先生在校长面前说，高华这样的人不是教授，谁是教授？我便问他有无此事，他说有，但自己当年评上教授却是没有悬念的，与杨先生的话无关。

　　他原来与系里两位副教授一起挤筒子楼的悲惨生活，到年搬到了龙江小区宣告终结。但却一直“贫”。我始终不理解。他夫人是公务员。儿子高兴后来读的学校不是很好，但我想就业应该不是问题。而他这10年声名鹊起，在海外学界、在国内的舆论界尤其是南方报系备受推崇，却到最终因为治疗问题还要乞助于学校。

　　他当时给我们上课，曾经以他特有的温和而激烈的方式，指出中国其实就是一个“单位社会”，大部分人都是“组织型人格”，南京大学是江苏教育最大的体制堡垒。他也说，无论南京哪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去分析它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都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他是如此的深刻而有力，但遗憾的是，他一直“受制”于这顽固的体制。每到压抑时，他一般都会到广州、香港和国外去散心。因为这边是“内地”学者和媒体人的“气眼”。

　　高华老师以纯粹的学者、悲凉的气质结束了他的一生。我总会联想起前辈史家陈旭麓先生的葬礼上，茅海建、熊月之等高足哭声一片，因为先生一生压抑。高老师的成就自然不凡，而他所处的时代，尽管有种种不堪之处，但在选择与流动空间上，无论如何比旭麓先生那时要好得多。每念及此，我总是不得其解。

　　这样令人悲哀的事情，一定还会延续。这才是更悲哀的事情。

　　我为高华老师骄傲，也为他悲哀和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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